七品知县卖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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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品知县唐成,见自己不能为民做主,就决定回家去卖红薯。后受皇帝之命,将此案卷交由大理寺复审,百姓欢欣鼓舞,唐成回乡当上了教书先生。
理论性比较强的一本影视史了,稍有一些西方文论的基础会更有助于理解。可以看出田敏老师把西方文论的理性抽象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感性形象融汇一体的努力尝试,当批评理论读有些过于感性,当讲义读又觉得太过抽象,作为影视史或许恰好吧,有些论述感情丰沛而又不失思辨色彩,有节制的动容,该称作什么呢?我想不出合适的词…… 读此剧的同时也在读中国古代史,一个民族,两个时代,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述模式,只可惜自己影视作品的观看量实在有限得很,离领悟编剧所指总有一段距离。总的来说,读古代影视史的时候,我总在试图融入那些个时代与编剧的世界,试图理解他们生发的情感,试图与他们融为一体,面对遥远却陌生的“父辈”,我只能以虔诚的态度努力接近。古代与当代还隔了一个近代,能称得上现当代经典的作品,几乎没有不提到那个时代的,近代影视或者以近代为叙述背景的影视与我而言总带有一种崇高感,仅仅是向前走,就很难,很痛了…… 其实对于当代作品,我总带有一种“轻视”,我不再怀着敬意去接近不可接近的,而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冷漠束手旁观,明明这时代离我更近些,明明它决定了我更大一部分的品格面貌……80年代以前的不足为道,而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批又觉得受西方影响太重(近代影视也有此倾向,然而时代的重量一定程度消解了我幼稚的“偏见”)。现在看来,80年代以前在影视中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建构,这背后的本初目的何尝又不崇高,只是它实在与影视性无法完美契合。影视似乎有一种静默的母性,她是最柔软的,也是最坚韧的。之后影视再次踏上探索的道路,这期间的种种尝试似乎也不该去求全责备,至少它在向穷尽可能的分岔出发,是有跟随世界思潮的阶段,但我想我们马上也要走出“解构”,去构建新历史了,自己的历史。 现在有点好奇的(或者说担心也可以)是再新一代的编剧,比如90年代出生的,他们叙事的冲动如何?审美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如何?他们足够柔软吗?足够坚硬吗?他们是否被“安稳”招安了…… 每个时代探索可能性的个体都值得被尊敬,我觉得自己是如此贫乏……
酌情好好磕,活在当下,我只喜欢节目里的酌情,线下我就先不care了
自己读完的感觉,竟然和看完学者分析论文之后的感觉截然不同。 启发我以后另一种看剧方法:先看高价值的文章对这部剧的分析与论述,再自己仔细读一遍。两相比较,更显书中细节。
有趣的书就跟有趣的人一样,招人喜爱。里边旁征博引提到很多冷门又有趣的知识点,也没有那么“不正经”。
有点文不对题,全书不是在谈论善良和软弱,而是在说个体的恐惧已经如何面对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