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明对于天主教并不陌生，甚至说中国对于天主教并不陌生。唐代就有景教传入中国，和现在的所谓天主教有相似之处，前元时期更是一度在中国流行。
前元成为也里可温教，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有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
甚至在当时，也里可温教取得了和佛、道一样的地位，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大量的教徒在前元的各级衙门任职。当时大都和泉州是教徒最多的地方，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也里可温教徒。
但是元朝灭亡之后，该教就逐渐消亡了。所以大明的重臣们并非对于这些传教士一无所知，相反，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甚至于对他们的一些习俗等都是有所了解的，张居正就认为，传教必须禁止，因为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教，往往会引起的大量人员的聚集，有可能被叛乱分子利用，从而造成对朝廷的威胁，因此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中，天主教要求的弥撒、祷告、受洗等宗教活动在客观上要求大量信徒的聚集，这就令官员们对于传教活动极为警惕。
高拱也坚决反对传教，他说道：“陛下，且其徒众日繁，金钱符水，既足煽诱愚民;异教秘器，称天测象，又足以动士大夫好怪耽奇之听，其与白莲等逆贼，实难分辨。”
陈以勤更是极为激动，他对朱载坖说道：“陛下，传教之条，决不能允，华夷界限，从古甚严，左道惑人，法律最重，故以夷乱华，以邪乱正，实深人心世道之忧。稽考古圣人治世，教人惟有人伦，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何忽有所谓天主教者？此所谓歪理邪说，扇惑人心，为害甚巨也！”
同时，阁臣们还对于传教士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前往大明，到底有什么所图？仅仅是为了传教吗？阁臣们显然不相信这个理由，高拱就说道：“陛下，彼辈远涉重洋，进贡方物，所谋者绝非小也。若听其所言，纵容传教，一人能鼓数十人之信从，数十人便能鼓百人，既能鼓惑百十人，即能鼓惑千万人。从其教者，人人皆坚信若斯，使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又何事不可为哉?是不但人道等于禽兽，必至夷狄而乱中华，诚时事之大可虑者也。”
对于高拱等人的看法，朱载坖还是很认可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朱载坖一方面要利用西洋的技术，同时也要防范这些所谓的传教士，朱载坖于是令礼部尚书赵贞吉召集礼部会商之后，给朱载坖具折上奏。
赵贞吉于礼部组织大小官员会商之后，上奏朱载坖称：“夫左道惑众，律有明条，此臣部之职掌当严也。裔夷窥伺潜住两京，则国家之隐忧当杜也。”
礼部的观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应该对于这些旁门左道，一概加以禁绝。
翰林院也上疏称：一家止有一长，二之则罪；一国惟得一君，二之则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则天下大乱矣。我朝尊奉孔圣，他非所敢闻也。是故所谓传教之说，决不能允。
整个大明朝廷，对于此事算是达成一致，不仅如此，提督海关户部左侍郎胡宗宪也向朱载坖上疏称：“西夷狼子野心，必加严防。向者倭寇作乱，西洋海盗，亦夹杂其间，此不得不防也。”
大明和西洋的矛盾，从正德年间就有了，嘉靖年间大明水师更是和佛郎机爆发过严重的冲突，所以很多大明官员对于这些西洋人的观感并不好。
朱载坖据此责问罗明坚，要求钦差严世蕃严斥罗明坚，给大明一个说法，否则什么传教，一律免谈。
面对朱载坖的责问，罗明坚只得百般解释，声称袭扰大明都是佛郎机海盗，他们在本国也都是罪犯，但是很显然，大明的官员们并不相信罗明坚的解释，毕竟西夷长的都差不多，你罗明坚现在来说他们不是受西夷朝廷的指使，或者说你只是个传教士，显然不能让大明官员们认可。
何况西夷攻打大明属国满剌加，满剌加国王现在还在南京流亡，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天兵助其复国，这些都是事实吧？罗明坚对于自己此行的结果已经有些绝望了。大明官员们对于传教是极为警惕的，他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这种敌意。
这个时候就该小阁老上前忽悠了，小阁老表示，现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