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说道：“事不必太急，想清楚，谋定而后动。你们想想看，这幕后主使现在可能藏身何处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其实对于幕后的主谋，大家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这些盐商和他们手下所豢养的这些文人罢了，但是他们现在藏身于何处，这确实是个问题。朱载坖认为，他们能够藏身的所在无非就是客栈、自己的房屋、借住于官员、会馆还有寺院等处，所以说要重点搜查这些地方，将这些人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陆绎等人当即领命去办了，陆绎走后，内阁辅臣们也请求召见，朱载坖当然知道内阁辅臣们是为了什么事情，厂卫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内阁辅臣们当年要问问情况了，朱载坖到了文华殿之后，朱载坖将厂卫所查获的揭帖给辅臣们看，辅臣们也是大怒，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朝廷了，要是不作出反应的话，朝廷何以治理天下了。
朱载坖也是这个道理，这些人老是想着利用揭帖干预朝政，搅动舆论，朱载坖认为要予以严惩才行，这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匿名方式逃避制裁，对其所揭举的各款内容无需担相应责任，捏造事实、捕风捉影，随意诬陷朱载坖和当朝重臣，在攻击朝廷的同时又能规避自身责任，同时这些揭帖还能够号召民众，鼓动民变，给朝廷施加强大的压力，逼迫朝廷放弃盐政改革罢了。
朱载坖和辅臣们都明白他们的想法，除了在京师严厉查禁揭帖的时候，还要传谕各重要城市，尤其是南京、扬州、淮安等处，做好准备，严防揭帖的散布，同时要严惩这些揭帖的始作俑者，朱载坖认为，散布揭帖，辱骂皇帝、重臣，甚至语及太后，这不能看做一般的妖言了，以谋逆论处，朱载坖当即召见了刑部尚书王世贞，将这些揭帖给他看过之后，问道：“大司寇认为，该当何罪啊？”
王世贞赶紧说道：“陛下，照大明律，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而这揭帖还是辱骂君上，语及太后，罪责犹重，当以谋逆论处。”
王世贞也认为很清楚这些揭帖的严重性，必须要用重典才行，大明律法有明文：凡投隐匿姓名文书，告言人罪者，绞，见者即便烧毁。若将送入官司者，杖八十；官司受而为理者，杖一百；被告言者，不坐，若能连文书捉获见解官，官给银一千两充赏。
朱载坖命令刑部、顺天府、厂卫等衙门在京师宣传，能够向朝廷提供线索，供朝廷查获妖书刊刻窝点的，给银一百两，刊刻工匠、书坊老板主动检举的不究，能够向官府提供线索擒获散发揭帖的人，赏银一百两，能够向朝廷提供线索，抓获揭帖的幕后主使，赏银一万。
朱载坖对于这些揭帖还是有些兴趣，朱载坖向重臣们了解这些揭帖的由来，揭帖其实在唐代就有了，但是在本朝才得以大用，不管是官府民间，都经常使用揭帖，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发展，传播空间的形成，都为揭帖的民间化提供了温床，并出现了私揭和匿名揭这种揭帖的民间化产物，成为重要的制造舆论的手段，甚至可以以此来胁迫朝廷，传播效果显著。
现在揭帖确实是非常泛滥，因为现在大明的印刷事业极其繁荣，印刷技术较唐宋而言有了长足的进步，印刷种类繁多，价格低廉，民间私人刻书之盛，远远超过前代，为民间私人印刷揭帖提供了可乘之机。印刷揭帖所需要的费用大幅度降低，使得大规模印刷、散发揭帖成为可能，所以在本朝，揭帖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争执斗争手段。
朝廷对此也是极为苦恼的，朝廷曾经多次下旨严禁揭帖，嘉靖时期就曾经下旨道：“匿名帖子，旧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便己私者，往往指人姓名揭于内府及京城内外，明加伤害。宪庙初，谕都察院禁约，许诸人首出，并缉拏者皆处死，首者、缉拏者视捉获强盗例升赏。”
朱载坖即位之后，也多次下旨，禁止匿名揭帖，隆庆元年，朱载坖刚刚即位的时候，在时任首辅徐阶的提请下，朱载坖颁布上谕称：“比来风欲薄恶，臣下互相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书报复私仇，有伤治体，令都察院严禁晓谕，犯者无贷。若有刁顽豪恶，挟仇牵告，希图中伤者，俱不准理。其投递私揭及贴无名帖者，查照投匿名文书律例，重究不贷。”
后来朱载坖也多次重申禁令，在隆庆八年、十年、十五年，朱载坖都多次下达上谕称：“近来人情险恶，动以私揭害人，报复仇怨。今后两京及在外抚按监司衙门，但有投递私揭者，俱不许听理。若挟私忌害，颠倒是非，情重者，即便参奏拏问，比诬告律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