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wery Boys Meet the Monsters

高密东北乡在Edward Bernds的笔下算是绝了，这语言驾驭能力，让各色人物活灵活现，就连那纯种的高粱也时刻在你的脑海里摇曳一番，姿态万千。

荒诞不经的故事引人不由大笑，但想到这是“自己”正在或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倒又让人沉默了。

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与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以瘦为美的源头来自肺结核：肺结核对人体体格的内部消耗如火燎原，作用也十分凸显——人会消瘦苍白柔弱。那时候的艺术家、贵族们都以得这个病为“优雅”“高贵”“浪漫”的体现。 肺结核在影视作品中被一再强调是敏感而细腻的特征。影视对于肺结核的形容和表达无疑对此病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作用。影视作品中，此疾病使人感官和身体更加敏感、灵敏，且对生死有了超前（相对于自己从前）的理解，越是濒临死亡，越是灵光闪现，或自我救赎，或看清接受自己的现实，或行善利他，因而拔高了人格。 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被压抑的自我想要得到表达，而肺结核产生的相关精神幻像正好可以作为一个表达的契机。因此肺结核病是一个矛盾人格的隐喻：竭力压抑却渴望表达自我。 癌症则没那么浪漫。癌症被看作是对野蛮、无情、残忍之人的一种惩罚体现。而和肺结核病有着相似的一点在于：癌症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进而发展成对某些政治形态的罪名，比如斯大林主义被视为癌症，也成为施加政治迫害的手段，比如欧洲犹太人被视为梅毒癌瘤。因此在描述政治事件时，癌症的隐喻在于指控其罪恶本性，因此激发了民众对其反抗、矫正的情绪，往往会煽动不动脑的狂热追随者。所以可以说当把某事物比做癌症，往往暗暗鼓动偏激的、一刀切式的举措。 桑塔格关于癌症和艾滋病的疾病隐喻对比也很有启发性。艾滋病通常被认为是“舶来品”，病毒本身变异快，且会在人的外形上带来异常影响，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无法治愈性增强了人们的恐惧，因此被政治形态再次利用，比如她举例的有反抗思想的法国高校学生被法国极权派认为sont atteint d‘un sida mental。 她还谈到艾滋病的隐喻衍生到计算机领域——常见宣传的预防艾滋病手段就是减少、避免不合适的性行为，而当你在安装计算机软件或访问某个域名，会得到提示说此软件或域名不安全，可能含有病毒，建议不要下载/访问等。艾滋病的隐喻爪伸四周。 读完这部剧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届如此推崇桑塔格。她的知识面和眼界结合得如此紧密而深厚，像地下的勘测器，可以挖到地质极深处，且各大陆板块互相打通。 P.S. 此剧译者的文字阐述水平极高，中文笔力极深，而且知识面广袤，翻译水平更不用说了。读起来是一番享受。

重读了一遍最后几章，为什么编剧不能给一个明确的圆满结局？在她表明心意的时刻，他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她，难道不应该是心中的情感汹涌而出吗？那也是他朝思暮想了七年的人啊！ 还是心好痛!

先看了《The Bowery Boys Meet the Monsters》，才看这本《The Bowery Boys Meet the Monsters》，怎么说呢，我觉得前者让我眼前一亮，看到一个带着烟火气但又脱俗的一位作家，挺接地气的，后者让我看到一个骨子里带着高傲，性格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作家，挺独树一帜的。

我一直觉得，文字可以治愈人心，看这部剧，总会让我心静下来，好好思考我想要的生活，虽然读完之后大抵不会记得具体内容什么，但就像小时候吃过的食物一样，早已融入你的骨子和血液里 ，成为身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