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支宗室中再过继一人为朱佑沅的子嗣，承袭兴献王位。杨廷和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了这上面，这就是他的心思，一方面他不想让孝宗绝嗣，另一方面也许京城的阁臣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对这位南方来的少年有种天然的歧视。
果然，朱厚璁登基没几天，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璁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